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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富稅收入估算的理論與現實差異

2019-07-19 12:14
  

  2019年年初,馬薩諸塞州議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在競選造勢中提出一個財富稅(Wealth Tax)方案,對財富凈值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征稅2%,若家庭財富凈值超過1億美元,再額外征收1%,這大概會影響到75000個家庭。利用美聯儲消費金融調查和皮凱蒂等人構建的收入分配賬戶等基礎數據,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兩位學者賽斯(Emmanuel Saez)和朱克曼(Gabriel Zucman)對沃倫方案做了詳細測算。結果表明,未來十年美國政府大概可以收到2.75萬億美元的稅,大致相當于美國同期GDP的1%,其中3000億美元來自于對財富凈值超過1億美元的家庭征收的額外稅收。該測算結果自1月份公布以來,被多方所引用。

  當然,估計結果引發了不少爭議。除共和黨人和保守派學者一如既往的反對以外,支持對富人加稅的部分自由派學者也提出了質疑。例如,哈佛大學的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薩林(Natasha Sarin),就認為賽斯和朱克曼的測算顯著高估了財富稅收入,并可能對未來的決策產生誤導。迄今為止,雙方已經公開進行了多輪爭辯。

  薩默斯和薩林的測算,主要是依據2017年美國聯邦財產稅(Federal Estate Tax)的實際征收情況。聯邦財產稅主要是針對財產繼承,稅率40%,課征對象涉及房地產、現金存款、股票、債券、商業資產等,大體上與財富稅可能涉及的資產范圍差不多。2017年征稅門檻約為550萬美元,大致收到100億美元。他們假設財富持有者每年的死亡概率約為2%。換算一下,相當于對所有財富凈值超過50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0.8%的財富稅。伊麗莎白·沃倫提出征收2%的財富稅,意味著每年可以收到250億美元,相當于賽斯和朱克曼估計結果的十分之一。再進一步,若把各種避稅因素考慮在內,聯邦財產稅的實際稅率只有13.5%,而不是40%,這相當于對所有財富凈值超過500萬美元的家庭征收0.27%的財富稅。按此估計,沃倫方案每年大體上能夠籌集750億美元的收入,與朱克曼等人的估計仍然相差甚遠。

  雙方測算結果迥異,主要對各種避稅行為的影響程度估計存在分歧。在賽斯和朱克曼的分析中,財富稅的覆蓋范圍相當全面,豁免程度不高。一旦有較高豁免的可能,財產持有者就會將手中持有的資產更多調整為可以避稅的選項。此外,他們的測算援引了丹麥、瑞典等國家財產稅征收的經驗,對財產稅稅基的基準估計打了15%左右的折扣,作為對避稅可能造成稅基侵蝕的回應。

  盡管如此,薩默斯和薩林仍堅持賽斯和朱克曼的測算對納稅人避稅行為的影響考量遠遠不夠。納稅人可以通過捐贈、成立信托分散資產集中度、進行稅收免除的借貸活動等方式規避財富稅。同時,美國國稅局(IRS)對財富凈值的審計覆蓋范圍有限,準確評估財富稅稅基并不容易。財產變現和支配方面的限制,也會影響財富凈值。薩默斯學者出身,但先后擔任過財政部長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實際操作經驗可能使得他對數值估算與實際經濟運行之間的差異有更深入認識。2017年實際收到的聯邦財產稅收入,大致相當于名義收入的40%。換句話說,稅收規避比例接近60%,顯著高于賽斯和朱克曼15%的假設。此外,薩默斯還列舉了一些具體例子,說明職業稅收機構(比如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測算結果和學術研究結論之間存在的差距。比如,對私募股權基金的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征稅,實際收到的僅相當于測算的四分之一。

  雙方都有不少支持者。比如,皮凱蒂就支持朱克曼等人對財富稅收入的估計,并提到1913年以前,各方對收入稅的開征存在諸多質疑,認為收入稅不會起多大作用。而麻省理工大學教授Jonathan Gruber則更加傾向于支持薩默斯。Gruber等對瑞士財富稅的研究表明,財富稅稅率提高0.1%,納稅人報告的財富凈值就會下降3.5%。參照Gruber的分析,薩默斯和薩林的估計尚在合理范圍內。有趣的是,在雙方觀點交鋒的過程中,朱克曼還公開打賭,如果未來財富稅開征,實際的稅收收入若小于他們估計值的80%,他愿意將10%的個人財產給薩默斯。此外,他們建立了一個交互網站(www.wealthtaxcalculator.org),以方便感興趣的讀者查閱財富稅估算方法和具體流程。

  從歷史經驗看,財產稅的開征極具爭議,而征收財富稅的經濟體數量也在逐年遞減。例如,1990年,征收財富稅的國家有12個,但截止到2017年,僅剩下4個。不過,也就是差不多同一時期,這些發達經濟體的財富差距迅速擴大。以至于不少人認為,財富差距較收入差距更加顯著,只對收入進行課稅,不足以縮小分配差距。其實,爭辯雙方對于改革現行的稅收制度、促進社會公平并沒有太大分歧,關鍵在于要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使得扭曲相對較小。相較于對財富凈值直接征稅,修補公司稅、堵塞稅收漏洞、適當的資本稅和加強稅收執行的混合方案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但無論如何,透過雙方的爭論,似乎有兩點值得進一步思考。一是像財富稅這樣的直接稅收入測算,不僅要考慮到財富分配的動態變化,更要重視納稅人和稅收執行機構行為分析。否則,即便采用了精巧的模型,估算結果最后也可能與實際運行結果差距甚遠。二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出臺之前,應進行充分討論,吸收各方有益觀點。這不僅有利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凝聚更多社會共識,同時能夠降低事后翻燒餅的概率,增強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有效性。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許偉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2019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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